讲座结束后，在场律师都借此机会，纷纷将自己办理虚假诉讼案件中遇到的实务问题，向王超强书记请教。其中，杨晓明律师提出的问题，引发了我们更多的思考，拓展了本次讲座的主题和视野，被评为最佳点评人。

王文文律师提出了一个案例，两个业务方向，和三点感想。

首先，结合本次主题，她分享了自己参与办理的一起控告案件。

其次，根据该案件，她发表了两个关于虚假诉讼罪业务方向的看法：第一，在虚假诉讼的案件中，我们的客户可能更多的是控告方向，正如超强书记所言，辩护类的虚假诉讼案件通常证据比较扎实，可辩空间较小。实践中大家可能也确实会遇到控告案件更多；第二，刚才的案例能够看出企业客户在商业活动中存在很多没有关注的风险，律师就可以为他们做好这种风险防范，包括财务结算、股权变更时的责任承担、并购尽职调查等等，有刑事律师的参与能够更好地预见这些风险。

最后，她表达了三点感想：第一，在办理虚假诉讼控告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多借助其他机关的力量办案，例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对民事诉讼有监督职责，有检察院等监督，法院在审理相关民事案件的过程中会更谨慎。第二，我们也要注意自身的职业风险防范，关注到icourt的一份大数据报告，50起虚假诉讼案件中会有5个律师涉案，虽然我们只做刑事业务，可能涉及虚假诉讼的情况少，但有这种意识还是有必要。第三，当存在虚假诉讼和诈骗的竞合时，以诈骗罪进行控告有时更有利于立案。

郑凯方律师认为，虚假诉讼罪高发，但实务判例并不多。虽然司法机关一再强调要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但实际上启动虚假诉讼刑事程序的案件很少，而且启动困难重重，这既有该罪名证据收集困难的原因，也与实务中对虚假诉讼作出的严格限缩解释是分不开。

她提出，严格的限缩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民事诉讼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如果将民事诉讼中存在的虚假成分、隐瞒真相都纳入虚假诉讼范畴的话，一方面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另一方面也会对民事诉讼秩序、法院审判的公信力等造成负面的影响。可以考虑引入比例原则，根据严重程度判断是否构罪，但这需要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

郑律师认为，严格的限缩解释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有利于我们的辩护业务，坏事是不利于我们的控告业务。但无论是控告还是辩护，都要掌握虚假诉讼罪理论的精髓，融会贯通。她结合自己处理的多起虚假诉讼控告案件，进一步分享了三点控告经验。

法律适用方面，一要理解什么是“无中生有”，进行适当的扩大解释。例如，改变资金性质，将本不属于借贷关系的往来款捏造为借贷关系，是否属于无中生有？二要活用此罪与彼罪，尤其是诈骗罪与虚假诉讼罪，根据司法机关的态度，合理选择以何种罪名控告。三是选择民事诉讼还是刑事控告途径维权，从而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需提前为当事人做全面分析不同程序的利弊，并根据走势调整策略。

证据收集方面，应当有善于发现矛盾、发现漏洞的眼睛，抓住诉讼过程中对方的问题。由于收集对方恶意串通的证据较难，所以“巧取证”尤为重要。

程序选择方面，公安机关直接介入民事诉讼的难度很大（尤其是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最便捷的控告方式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争取法院直接移送案件，民事转刑事。同时，随着检察机关监督权不断强化，向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进行控告申诉，也是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