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道场的主题，梁春程提出几点看法：

1、立功从制度设计层面来讲，最早与自首紧密相结合，随后慢慢相分离，因为立功本身具备的功利性，使得检察官、法官在认定是否具备立功情节时不仅相当谨慎，同时会涉及诸多的价值判断与衡量，从而确保量刑的公正。这对于律师工作的启示就是，提出具备立功情节的抗辩时要实事求是，并且要注意自身风险防范。

2、立功的内涵还是比较丰富的，除了帮助司法机关节约成本外，它的基本点是改恶从善，体现的是悔改的积极性。办案机关在感受到了当事人的悔改态度后，在量刑上通常会比较宽容。此外，不同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是不同的，有个人的人身、财产法益，也有超个人的社会法益，所以，在不同的犯罪当中，司法人员在把握立功的标准上松紧程度是不同的。

3、立功的行为要具有超义务性，一般在对合犯中不予认定，对于检举的事实，只有在可说可不说的情况下说了，才可能给予当事人一个积极的评价。在如何确保检举信息有效上，要针对明确的行为主体及具体行为，相关检举事实要有细节支撑，不能是猜测性的、模糊性的描述。

宋主任对此次高水平讲课表示认同与赞扬，并从专业角度对立功的选择、立功情节认定的争取发表了两点看法。

1、在立功的选择上，需要综合考虑检举行为对当事人的情感压力，及立功情节对处罚结果的影响程度。就情感压力而言，检举陌生人、举报同案犯、规劝在逃犯自首三种不同情况给当事人的情感压力是不同的，如何选择应由案件具体情况向当事人提出相应建议。在考虑对处罚结果的影响方面，如果本身罪行较轻，处理结果本来就可以很好，那就不一定非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争取立功。而当立功情节对处理结果的影响非常关键时，则应尽可能争取到立功情节。在有些时候，立功对量刑影响的幅度不是简单的加减法，更是一种综合评价。关键时候，立功情节结合其他从轻情节，可能获得减档处理和大幅度的“量刑优待”。

2、在立功认定的争取上，需要考虑的是检举事实是否实质的在审判过程中被考虑，并在量刑中有所体现，而无需徒具形式上的认定有立功情节。检察院和法院对于立功的认定都比较谨慎，律师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有些立功事实存在争议，而没有认定立功情节，但也可能在量刑上有所体现。所以在立功情节的认定上，我们并非只是追求形式上的认定，更要追求实质上的从轻处理结果。毕竟法官在审判中本来就具有一定自由的裁量权，并不是形式上认定立功就一定对当事人最有利，我们的辩护工作一定要做到真正地惠及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