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孙建保作总点评:

因为此前的工作经历，加之在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曾经做过与刑事冤错案件相关的课题，所以对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感触，着重想说两点，一个是“看”，一个是“做”。具体来说，对于当前频繁报道的刑事冤错案件，第一，作为法律人，我们该怎么看?第二，作为刑辩律师，我们该怎么做?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目前频发的刑事冤错案件。冤假错案，看起来是一个个孤立的个案，但在案件背后毁掉的往往是一个人的一生，乃至彻底毁掉一个家庭，所以几乎人人会对刑事冤错案件咬牙切齿，深恶痛绝。确实，刑事冤错案件让人愤怒，但我个人认为，我们作为法律人，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在愤怒之余，还应该比其他非法律从业者多一份理性。在今天的沙龙过程中大家不止一次提起，为什么当前的刑事冤错案件差不多都是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应当说，刑事冤错案件的成因非常多，但时代背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90年代面临的社会治安局面以及刑事司法政策跟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当时实行的是“严打”刑事政策，追求“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命案必破”的要求也给公安机关带来了相当大的工作压力，并且当时刑事司法实践的规范化和精细化也要远逊于今天，对程序的重视也远不如今天。当时办案还有“两个基本”的提法，不能搞“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大家留心点就会注意到，南昌中院当时的判决书采用的就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这种表述方式，这一点在江西高院判决张玉环无罪的判决书中有记载。现在的司法状况和二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相信刑事冤错案件会越来越少的。

或许大家好奇，想知道国外的刑事冤错案件情况如何，推荐大家看几本台版书，《法官的被害人》（这本书在大陆也出版了，书名为《失灵的司法》）、《冤罪》《误判》《流浪法庭三十年》等，大陆近年来也出版了不少直接反映或者间接涉及域外刑事冤错案件的译著，例如《错判》《法官因何错判》等等。读完这些书可以发现，域外的刑事冤错案件一点儿都不比我们少，有些错得甚至比我们离奇得多，离谱得多。日本的“足利事件”、德岛收音机商杀人事件，美国的“中央公园慢跑者案”，我国台湾地区的江国庆杀童案等等，每一起都错得让人瞠目结舌。应当说，刑事冤错案件是个世界性话题，以人类当前的认知能力以及司法智识，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种司法制度能够绝对地避免冤错案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将发生冤错案件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另外，张玉环这个案子虽然不幸，但也并非一无是如，例如，不像早期平反的那些冤错案件，需要“真凶再现”或者“亡者归来”，这个案件是直接以证据不足宣告无罪的。这里折射出的是一种积极的信号。再如，这个案子平冤的速度比较快，相比于此前的许多案件即便是发现可能有错了也往往要经历多年才后才能沉冤昭雪，本案平冤速度堪称迅速。我认为这也是值得称道的地方之一。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真的有冤错案件当事人家属找到我们了，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态度?对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三个问题，“愿不愿做”、“敢不敢做”、“能不能做”。首先，我们愿不愿意去代理这类案件。一方面，这类案件几乎都不会有什么经济回报，当事人家属无一例外地没有支付能力，并且这类案子往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可能努力多年都不一定会有结果；另一方面，代理这类案件，过程往往比较曲折，很容易与当地办案机关发生不愉快。其次，我们敢不敢去代理这类案件。我这里说的“敢”是针对我们律师自己而言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底气能把案子做好。最后一个是我们能不能去做好，就是说如何去做的问题。就怎么样去做这个问题，怎么样从宏观上把握证据体系，怎么样从微观上发现漏洞，这些都是需要经过长期的磨练以及高度的责任心才有可能完成的。空有一腔热情，没有过硬的技能，没有好的方法策略，是很难实现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