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凌啸首先对目前值班律师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客观陈述。他认为：

1、值班律师有见证人化的风险，其地位貌似中立，但实质上部分值班律师沦为了公权力的合作者。

2、值班律师只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个人主观陈述来解答其法律咨询，一般不进行阅卷工作，其对案情缺乏全面的了解。

3、值班律师虽可进入看守所见到嫌疑人，但没有单独会见的时间，仅仅是在办案机关在场的情况下，由值班律师询问嫌疑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是否需要向律师咨询。

4、值班律师也无法就事实、证据、定罪、量刑等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特别是无法对专业性极强的量刑建议施加影响，帮助被追诉者与控方进行量刑协商。

5、在很多案件中，政府机构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由政府对律师予以“补偿”，但这种补偿往往数额不高，缺乏吸引力。因此，值班律师制度沦为年轻律师、无经验律师谋生或获取审判经验的途径。

6、派驻在看守所的值班律师，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被追诉人家属而非被追诉人本身。

在对现状进行陈述、分析后，他对该制度所依循的法律法规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对值班律师制度在域外的运行模式进行了介绍。比如，英国将值班律师分为警署值班律师与法庭值班律师。警署值班律师设置在羁押点，而法庭值班律师则在治安法庭内为接受刑事审判的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值班律师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班制，以便随时可以为受助人提供法律咨询与帮助服务。在日本，值班律师制度是一种犯罪嫌疑人咨询系统，即律师轮流值班，收到有关人员请求后前去接受咨询，免除首次律师费用。

随后，他对值班律师的地位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被追诉人无法及时获得辩护人的情况下，值班律师犹如医院急诊科的大夫，能够及时介入刑事诉讼，第一时间提供法律咨询和意见，帮助犯罪嫌疑人尽快了解法律规定，知悉法律后果，及时摆脱恐惧、焦虑、对抗的心理，从而理性地面对诉讼，正确做出抉择。通过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应急性的法律服务，犯罪嫌疑人能获得“最低限度的法律意见”。值班律师能弥补犯罪嫌疑人自被追诉之日起至委托律师或者法律援助律师介入之前这一“时间差”法律帮助的“盲区”，实现诉讼过程的全覆盖。

最后，洪凌啸就值班律师的职责定位、诉讼权利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建议。比如值班律师是否能实行跟案制、是否允许值班律师在特定案件中转化为法律援助辩护律师等等。洪凌啸律认为这些提议的核心是为了破除值班律师不稳定、阶段化、碎片化的缺陷，通过稳定的机制对案件全程跟踪负责。此次道场为沙龙形式，洪凌啸律师的分享不仅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更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