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梓桉：我比较提倡辩护人是需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诱导性”发问的。公诉人通过发问把事实理清了，又在质证阶段以分组的方式阐述了观点，如果我们等到辩论阶段才阐述观点，就落后公诉人太多了。所以在发问环节也需要表达出自己的辩护观点，而用陈述事实的方式完成整个发问阶段，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很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的，这就需要一定程度的“诱导性”发问。但是“诱导性”发问是被禁止的，所以对问题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设计，以开放式的问题作为阐述事实的铺垫，以封闭式的问题来总结，引出辩护观点。这样既能够表达观点，又不至于违反规定而被法官打断。

刘笛：我认为不需要进行诱导式发问，而是通过发问，把一定事实呈现给法官就足够了，法官自然会作出判断。法官对于自己作出的判断是非常信赖的，同时也能避免一些被法官打断发问的麻烦。

洪梓桉：事实是不需要辩护人去调查的，尤其是公诉人已经负有了查清事实的职责，会事无巨细地进行发问。所以我认为辩护人发问一定为了阐述观点，就是把辩护意见提前，在发问环节就表达出辩护观点。

刘笛：辩护人不负有查明事实的这个责任，或者只要说明哪里事实不清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事实不清的部分，通过发问提供一个说法、一个答案才可以。

洪梓桉：我认为不需要对当事人进行脚本式的辅导，因为我们预测不了公诉人的问题，也预测不了法官的问题。所以我在审判阶段开始、确定辩护策略后就会固定时间去对当事人进行辅导，让当事人明白，辩护策略是什么，如何将客观事实简明扼要的陈述才能符合辩护策略。通过不断的与当事人进行模拟问答，直到他能够在庭上较好的回答控方问题。

刘笛：我认为需要对当事人进行脚本式的辅导。首先，当事人法律水平或者综合能力可能有所欠缺，在解释清楚法律问题后，他不一定就能够做出准确回答，所以辩护人逐字逐句地和他说清楚会比较好。当然也不需要每一个字都背下来，但是每一个问题回答的意思不能变，不能多也不能少就可以了。

洪梓桉：我是个非常实在的务实主义者，所以一定是去归纳观点。首先，详细宣读证据很容易被法官打断，时间也不允许。其次，宣读证据的时候，绝大部分法官都不会去翻看案卷，甚至一些法官会把案卷在庭前给到公诉人，因此，辩护人在宣读证据时，大部分法官是无法形成直观认识的。所以宣读证据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需要进行归纳，提出质证意见。

刘笛：我认为需要详细宣读。当然不是说要大段大段地宣读证据，有某几种证据是特别需要去详细宣读的。一种是对于同一节事实的不同陈述，第二种是特别离奇的被害人陈述，详细宣读会给法官以印象，以帮助质证目的的实现。

洪梓桉：我认为对于单个证据的瑕疵问题不需要质证。首先，因为单个证据的瑕疵问题不足以影响案件定性，而且仅质证单个证据会存在割裂全案证据的片面化问题，比较容易被反驳。其次，辩护人庭审表现时间有限，如果质证意见过多，就会淡化其中的关键问题。同时，我如果提出质证意见，也一定不是就单个证据而言，而是有其他证据能够相印证的。这样才不会淡化法官对于关键问题的理解和判断。

刘笛：我认为对于存在瑕疵的单个证据不但需要质证，还需要尽量多的去质证。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例，尽管瑕疵证据可以得到补正，但这些瑕疵证据显然是会影响到整个案件证据体系的完整度。同时，证据是经过补正的这一情况，也会使得法官留有印象，进而影响到法官对于全案证据的把握，或者会在量刑上有所体现。

洪梓桉：我更愿意在质证阶段提出。就以往工作经验而言，大部分地区的庭审活动中，所有在卷宗中的证据全部都是公诉人所出示证据，不需要由辩护人出示。

刘笛：我也认为应该在质证阶段就直接提出，此阶段更有机会充分表达观点。如果单独在举证环节提出，则不一定能够得到反馈。

洪梓桉：我认为没必要。既然在审查起诉阶段就选择了妥协，如果在庭审过程当中再对证据提出质疑，或者说再进行实质性的辩护，就会有一定的风险。同时，因为庭前辅导可能也是按照认罪认罚程序来进行的，所以可能也会扰乱当事人回答问题的思路。

刘笛：我也认为认罪认罚案件可以不对证据提出质疑。但当公诉机关所给的量刑建议为幅度型时，可以对一些关键的客观证据做一些简单的质疑，比如被告人认罪态度好，使得证据得以确定，也能够快速定案等，进而突出被告人真诚悔罪的态度等量刑情节。

刘笛：我会先发表辩护意见，只不过是辩护意见也是反驳指控为核心。我是从“双方冲突最关键”、“对己方最有利”以及“最容易让法庭接受”三个方面考虑，安排辩护意见的顺序。这样的辩护意见发表完，已经能够帮助法官从大到小总结出庭审的争议焦点。此外，辩护意见毕竟是事先准备的，肯定质量上会更高，同时在撰写辩护意见时也有足够时间精心思考与设计，能够把争议焦点控制在你想形成争议焦点的那个地方。

洪梓桉：我习惯于直接开始反驳公诉意见。可能这不是辩护意见内容的问题，而是表达方式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如果直接开始发表辩护意见，很容易引起法官的误解，认为我们和公诉人都是在独立地发表意见，而不是在对抗。所以对于这里的“反驳公诉意见”，我其实指的是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我们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务必要归纳公诉人的公诉意见，并依次进行反驳，为法官指出公诉意见中存在的问题。

洪梓桉：我认为是不需要的。首先各类学说本身就存有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很难以此来说服法官。其次对于案例来说，由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实可能不同，所以也同样缺乏说服力。但是有两种情况我觉得是需要案例的，一是类案，二是新型争议案件。如果将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时间段，对于类似行为的判决总结成一个表格，可能会影响法院对于量刑结果的判断。对于一些有争议的新型案件，通过案例告诉法庭类似的行为在本地区都是如何定性，也是可以影响公诉人和法官的判断的。

刘笛：我和洪律师的观点比较类似。我觉得最能够打动法官和检察官的是事实问题，其次是证据问题，而法律适用问题和程序问题就很难得到反馈。对于法律适用问题而言，为什么法官不愿意接受辩护人的理论，是因为他有信心，他有一套自己的相信的理论。但是对于一些特别新型、特别疑难的案件，在法官自己没有成熟意见的情况下，那么法学理论此时的作用空间就会比较大。

洪梓桉：这个问题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一个辩护意见中究竟是标题重要还是标题之后的论据重要，那我认为一定是标题最重要。因为对于一起案件，公诉方的证据漏洞、证据中存疑的地方，公诉人和法官可能要比我们辩护人都要清楚，其实在庭审之前就已经心知肚明了，那么无非就是看你辩护人能不能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找出找出来，并且在庭审中告诉法庭其实就可以了，至于论据反而不是特别重要。所以我建议辩护意见一定要有小标题，一定要把观点先放在论据之前。

刘笛：我和洪律师的观点也比较一致。撰写辩护意见的话，观点基本上全部以标题的形式去浓缩。但是我在写每一个标题之下的具体内容时，其实我是写得非常细的，基本上把证据里面有问题的全部列出来了。当庭发表意见时时间有限，书面意见还是有必要把这种详细的证据列进去的，不管法官如何阅读，我们还是需要做到“有理有据”。

洪梓桉：这个问题一定是当庭口头意见。庭后的书面意见具有滞后性，归档的功能远大于说理。

刘笛：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争议。所以辩护人应当在庭审辩护环节抓住最后机会，充分表达观点。

洪梓桉：我认为不需要。分案处理的情况下，对于同案已决案件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已生效的，第二种是没生效的，没生效的当然是可以质疑的。如果是已经生效的案件，我认为是不需要质疑和辩论的，甚至还需要根据已经生效的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调整自己的辩护策略。

刘笛：如果分案处理也是由同一办案机关甚至同一批办案人员进行，那么显然再对已经认定的事实进行质疑意义也不大了。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还是需要进行质疑的，尤其是涉及到犯罪金额以及刑期的确定。比如说，如果其他法院认定犯罪数额为6000万，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质疑这6000万的准确性，即使在判决书中法官也会以这个数额认定，但是通过我们的质证和辩论，可能会影响到法官的心证，让他觉得这6000万确实不够准确，那么在量刑上就可能有所体现，以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权益。

洪梓桉：首先，你可以对他强势一点，你要告诉他法庭上回答问题的重要性，让他引起重视。其次，确实需要根据当事人不同情况来制定方案，比如当事人在某项专业能力上较强，那么就可以从专业的角度去引导他，让他从相应专业与法律相结合的角度回答问题，可能效果会比较好。

刘笛：如果当事人主观思维比较强，特别有自己的想法，那么我们也可以听听他自己提出的辩解。如果他们自己的辩解具有合理性，也能与辩护意见相容，那么也就没问题了。

王文文律师：如果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庭审时又想进行一些质证和辩论工作，以追求一个更轻缓的判决。这样做是否有必要呢？

洪梓桉：首先，如果不太情愿的话就没必要去签认罪认罚。你自己可以先进行判断，正常辩护程序下案件结果大概是怎样，再与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的结果相比较，最后由当事人自己选择。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是是否选择认罪认罚的问题，这就需要结合以往判例分析以及自身经验来决定。一旦认罪认罚，我还是建议在庭审上就不要提出质疑和反对的意见了。

刘笛：我认为如果已经签了认罪认罚，庭审上就没必要再去过多质疑和辩论了。首先，法官对于认罪认罚案件心里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如果我们再提出各项质证意见、辩护意见等，不仅作用不大，还很容易遭受反感。其次，如果案件问题真的很大，那么可以在庭前和法官以一种更加合适的方式进行沟通，把问题说清楚，即使最后量刑建议依然被采纳，但其他财产刑等可能也会减轻一些。最后，就是在签署认罪认罚之前，一定要和当事人解释清楚，如果不签，我们会为他尽最大努力进行辩护，可能争取到一个怎样的效果；如果签了，会面临怎样的结果。解释清楚后让当事人自己选择，辩护人是独立于当事人进行工作的，要把这个关系理顺。

洪凌啸律师：在庭前辅导时，如何避免被认为在引导当事人翻供等执业风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