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次抢劫”并非独立罪名，没有既遂、未遂之分

依照2005年最高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抢意见》）第三条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四）项中的“多次抢劫”是指抢劫三次以上。对于“多次”的认定，应以行为人实施的每一次抢劫行为均已构成犯罪为前提，综合考虑犯罪故意的产生、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客观分析、认定。

由此可见，“多次抢劫”并不属于一种独立的犯罪构成，而只是抢劫罪的一种加重形态。在判断是否属于“多次抢劫”时，并非是把所有行为汇总在一起整体判断其是否符合“多次抢劫”的犯罪构成，而是对每一次独立的抢劫行为进行评价，判断是否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如符合，则属于一次抢劫行为，如符合抢劫罪犯罪构成的行为达到三次以上，则属于“多次抢劫”，应加重处罚。

因此，单就每一次独立的抢劫行为而言，当然有既遂、未遂之分，但就“多次抢劫”这一概念而言，只有构成或不构成之分，并不存在“多次抢劫”即遂与“多次抢劫”未遂之分。

2、“多次抢劫”应包括抢劫未遂

对于“多次抢劫”中的多次，是否包括抢劫未遂、中止、预备等未完成形态，在理论界存在一定的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特例，司法机关出于罪责刑相适应和量刑平衡的考虑，认定犯罪未遂的情形不应包含在“多次抢劫”的情形中，从而未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加重量刑。

本文认为，首先，“多次抢劫”不应包括犯罪预备行为。抢劫犯罪的危害性不仅体现在对具体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权上，也体现在对于社会秩序的严重扰乱和对民众心理安全的恶劣影响上。由于犯罪预备行为尚未实际着手实施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也尚处于隐蔽状态，未完全体现出来，在法律适用上应当更加强调对其从宽处理的方面。若将犯罪预备行为也纳入“多次抢劫”的认定中，会造成刑罚手段的过度适用和明显的罪责刑不相适应。

在《刑事审判参考》第1226号指导案例“祝日峰、祝某强抢劫案”中，针对多次抢劫预备能否认定为“多次抢劫”，有如下论述：“对于多次抢劫预备行为，由于行为人尚未着手实行犯罪，惯犯特征并不明显，况且’多次抢劫’的起点刑为十年有期徒刑以上的重刑，故不宜将社会危害性并不十分严重的多次抢劫预备行为纳入其中。“【4】对于以上观点，本文表示赞同。

其次，对于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之后的中止行为，若未造成损害结果的，也不应计入“多次抢劫”中。依据《刑法》第二十四条“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的规定，既然法律对于未造成损害结果的中止行为明确应当免除处罚，说明此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出于从宽和挽救的考虑，不再对其施以刑罚。若将此类免罚的行为纳入“多次抢劫”予以加重处罚，亦不符合《刑法》的考量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再次，对于已造成损害结果的中止行为，本文认为原则上可以纳入“多次抢劫”认定之中。《刑事审判参考》“祝日峰、祝某强抢劫案”论述：“多次抢劫”之所以成为加重处罚情节，是因为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方法劫取财物，显示了行为人具有主观恶性深和社会危害大的情节，理应承担加重的刑罚“。依据《刑法》第二十四条，对造成损害结果的中止犯，虽然应当减轻处罚，但不代表不处罚，部分中止犯造成的危害性，与未遂甚至既遂相当，将其纳入“多次抢劫”予以考虑，与《刑事审判参考》所论述的认定和处罚原则并不矛盾。当然，结合具体案情，依据《两抢意见》）第三条“对于多次……综合考虑犯罪故意的产生、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客观分析、认定”的规定，也可以考虑对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中止犯从宽不予认定。

最后，对于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的未遂行为，则应当严格按照《两抢意见》的规定，即便其犯罪尚未完成，也仍然属于一次犯罪行为，在计算抢劫次数时，与已经即遂的抢劫行为并没有区别，可以纳入“多次抢劫”的认定之中，予以加重处罚。

3、未遂与否只影响基准刑的调节，不影响量刑起点

依照最高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抢劫三次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抢劫情节严重程度、抢劫次数、数额、致人伤害后果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确定基准刑。

从上述规定可看出，影响量刑起点和增加刑罚量的因素，只包括抢劫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和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而即遂、未遂等影响犯罪完成形态的事实，是作为调节基准刑的因素来考虑，对于确定犯罪行为的量刑档次和量刑起点并不影响，对于“多次抢劫”的认定自然也没有影响。

1、量刑时应当对每次犯罪的完成形态进行独立判断

有观点认为：“部分抢劫行为未遂以犯罪未遂定罪处罚的话，也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多次抢劫应当加重处罚，是刑法对于多次抢劫的整体评价，并非是对每次抢劫行为进行单独刑法评价后的整合。然而，若部分抢劫未遂以犯罪未遂定罪处罚，犯罪未遂的评价就涵盖了既遂部分，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5】

对上述观点，本文有一些不同意见。本文认为，由于多次行为中存在不同的完成形态，以哪种形态来定性都无法涵盖全部的行为形态。如果部分抢劫行为未遂以犯罪未遂定罪处罚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那么按照犯罪即遂处理同样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

同时，上文已经提到，犯罪次数与犯罪形态是两个不同的判断角度，在对“多次抢劫”进行认定时，是以对单次行为独立评价为基础的，只判断单次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考虑犯罪形态的问题。而在对犯罪形态进行判断时，也应当对每一个单次行为进行独立评价，而并非是将多个抢劫行为整合在一起，对整体的完成形态进行评价。如果多次抢劫行为中某次抢劫行为未遂，那么该次抢劫犯罪即应当认定为抢劫未遂，不应当将其包含在其他犯罪行为中，一并按照犯罪即遂来处理。

我们假设一个极端的案例：行为人抢劫未遂被抓获，之后又交待了之前的两起抢劫行为，其中一起犯罪未遂，一起犯罪中止但造成损害，那么对其应当如何量刑处罚？首先，三起行为虽然均未完成，但都属于抢劫犯罪，且在三次以上，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量刑幅度内量刑；其次，由于其犯罪手段普通，也未造成严重后果，综合判断，可以对其减轻处罚。

那么问题是，对其减轻处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由于三起犯罪的完成形态不一致，无法对三起犯罪的完成形态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价，在对其量刑时，只能是分别依据《刑法》第二十三条“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即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二十四条“对于中止犯……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的法律规定，分别对部分行为进行独立评价，而后再整体得出减轻处罚的结论和量刑。

2、部分未遂依法既可以从轻处罚，也可以减轻处罚

首先明确一个问题，假设“多次抢劫”行为部分未遂不能减轻处罚，那么能否从轻处罚？如果答案是不能，那么就是说部分未遂既不能减轻也不能从轻，完全按照犯罪既遂处理，那么司法裁判中就会出现问题，行为人抢劫一次区分既遂、未遂，抢劫三次的便不能区分既遂、未遂，要和全部既遂同样处理，这属于明显的量刑不均衡。

如果答案是能够从轻，那么对部分未遂从轻处罚的依据是什么？只能是依据《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该条款明确了是从轻或减轻，为何适用时只能从轻而不能减轻呢？其排除减轻处罚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这势必在法律适用上出现矛盾。

因此，本文认为，法律并未限制对于部分未遂的行为适用减轻处罚的规定，那么对于未遂犯，即便是部分未遂，也完全可以按照《刑法》第二十三第二款的规定，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不能完全排除减轻处罚的适用。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认为可以减轻，是指不应当排除减轻处罚的适用，并非对于部分未遂一律予以减轻处罚，是否减轻处罚，还是应当根据犯罪情节综合认定。

3、完全排除减轻处罚的适用可能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

任何犯罪都有轻重之分，无论是从其犯罪手段、犯罪结果来区分，还是从其既遂、未遂或是主犯、从犯等角度去区分，不存在哪一种罪名只有一个固定量刑结果的情形。正确的司法态度应当是重其所重、轻其所轻，既要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又要轻重有别，罚当其罪。

司法实践中，对于抢劫、强奸等暴力犯罪，一直都是从严从重打击的。但是本文认为，从严打击也应当遵循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对于上述暴力犯罪已经从立法层面予以明确，比如多次抢劫、多次强奸的，其量刑起点均在十年以上，而在司法层面，不应超越法律的规定，人为的层层加码，限制甚至排除减轻处罚的适用，导致一些具有从宽情节的行为人也无法从宽量刑，使得量刑一重再重，最终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也不符合最高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精神。

同时，抢劫犯罪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犯罪群体的年龄普遍偏小，有些是未成年人，有些即使成年了其实年龄也不大，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受家庭环境和周边群体影响比较大，对于犯罪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对于这样年龄较小的犯罪人群，如果一味的从重打击，而不考虑其挽救改正的可能性，对于实现法律的社会治理效果而言也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即便是暴力犯罪，也还是应当重其所重，轻其所轻，以实现从严打击和改正挽救的综合效果。

4、对于部分未遂的从宽幅度应当有所限制

虽然本文认为部分未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对于从宽幅度，还是应当有所限制，对于适用减轻处罚，也应当从严把握。总的来说，对于部分未遂行为的从宽幅度，不应大于该次犯罪行为所对应增加的刑罚量。

比如，行为人抢劫四次，其中三次即遂，一次未遂的，那么前三次抢劫行为就足以认定“多次抢劫”，依照《上海市高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抢劫三次的，在十一年至十三年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每增加一次抢劫，增加二年至四年刑期。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确定当事人的量刑起点为十一年，增加的一次抢劫增加三年刑期，那么即便增加的那次抢劫为未遂，对其抢劫罪予以从轻处罚的话，其从轻幅度也不应超过该次抢劫所对应增加的三年刑期。即便其具有其他多个从轻情节，若没有减轻情节的话，其最低量刑幅度也应在十年以上，而不能以部分未遂为理由，对其减轻处罚。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减轻处罚呢？比如，行为人生活所迫实施抢劫，三次抢劫中两次即遂一次未遂，犯罪手段普通，也未造成恶劣后果，对其适用十年以上量刑幅度明显过重，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那么对于此种情况，可以考虑以部分未遂为理由，依据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其减轻处罚，在十年以下量刑幅度内量刑。但是，同样要注意的是，对其从宽的幅度不应大于该次未遂的犯罪所对应的刑罚量。

参考：

【1】卢建平、赵康：《“多次抢劫”中“抢劫”的犯罪形态》，载《人民检察》2016年第1期，第11页。

【2】马秋生：《多次抢劫的犯罪形态》，载《人民司法》2013年22期，第66页。

【3】例如“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第六条　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

【4】详见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12集)(2016年第5期)。

【5】马秋生：《多次抢劫的犯罪形态》，载《人民司法》2013年22期，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