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接待家属方面，家属可能会提出要求被害人翻证的想法，但如果没有翻证的合理理由，反而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要避免要求被害人简单翻证。律师也要谨慎取证，防范风险。

第二，在会见当事人时，要善用案例进行讲解，可以帮助其在回忆案情时找到重点。强奸案件，律师不仅要了解笔录内容，还要了解更多的细节，挖掘可能忽视的情节，并提供全面的方案；

第三，在与办案沟通时，要口头和书面、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有针对性地进行沟通。重要文件应当注意留痕，避免丢失。沟通时，律师要理性平和，带一个女律师一同沟通，从女性视角提出意见也很必要；

第四，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是办理强奸罪案件的重中之重，司法机关往往极为重视被害人的态度。原则上，律师避免直接接触被害人。即便案件存疑，也最好争取谅解，只是谅解书的表达方式要模糊化处理。

第五，在申请取保候审方面，取得被害人及家属、嫌疑人家属的谅解，正确引用相关判例、政策，准确提出案件疑点，辅导当事人精准表达辩解，与家属、被害人、单位形成合力，将为取保候审提供有利条件；

第六，在定性辩护方面，可以从事前、事中、事后入手，事前着眼当事人双方的关系、性格、案发场景等，事中考虑被害人的脱衣过程、清醒与否、暴力及反抗程度、呼救环境等因素，事后判断被害人的表现和报案原因，从而找到定罪的疑点；

第七，在量刑辩护方面，所有法定从轻、酌定从轻的情节以及家庭情况特殊性的材料都要充分提供给司法机关；

第八，在情理辩护方面，当事人的亲属、单位，甚至如果被害人及亲属愿意，都可以给司法机关写求情信，从而达到一个好的辩护效果；

第九，存疑案件要申请被害人出庭。对其发问要结合案件细节，根据案发事前、事中和事后的要点展开，对有利的事实要展现辩点，不利事实要问出模糊。

第十，要做到服务过程可视化。由于强奸罪案件是不公开的，案件细节不能向委托人透露，要巧妙解决案件不公开性和服务可视化之间的矛盾。

孙主任认为，强奸罪是最古老的犯罪之一，按理说认定起来争议应该不大，但当前的事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大多数强奸案件的被告人都会声称女方是自愿的，辩护人也都会做无罪辩护，但判决结果却大多是有罪判决，反差非常之大。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固然有证据方面的原因（强奸案件往往发生在被告人和被害人处于一对一的私密场合，难有其他强有力证据的印证），但也还有着另外一层因素的影响，就是现在的强奸案件往往发生在熟人之间，甚至很多时候在起因上有着一定的情感纠葛，由此会给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这个关键要素的认定带来极大的困难，控辩双方往往会在这个问题上持截然相反的认识。

作为辩护人，可以在三个方面加以努力，把理由说充分，把工作做扎实。一是要区分求奸与强奸。很多时候所谓的强奸，更确切地说，可以称之为求奸。被告人抱有的是“吃豆腐”、占便宜的心理，并不是真的要去违背女方意志“霸王硬上弓”，一旦女方拒绝的态度明确一些，或者抗拒的力度大一些，被告人就收手了。这种时候，不能算是强奸中止，更不能算是强奸未遂，压根不应当认定为强奸。二是可以尝试着申请心理学专家出庭，最好是请女性心理学专家出庭。由心理学专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帮助法庭正确判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违背了女方的意志。毕竟，“意志”潜藏于女性的内心深处，有没有违背妇女意志，有时候恐怕连被害人自己都说不清楚，控辩审三方就更加说不清楚了。这个时候，由心理学专家站在中立第三人的角度，从心理学的专业角度去做出判断，或许其结论会更客观，更可取，更能帮助法庭准确判断和把握。三是强奸罪应当对手段行为中“强”的程度有所要求，不应当将极其轻微的“强”的表现视为暴力、胁迫手段。

孙主任希望大家在辩护工作中，能把这三个方面的努力，其实也可以视为三个理念，多向控审两方吁求，争取能通过大家反复、不懈的努力，让控审两方慢慢接受或者认同这些理念。

作者：靖霖（上海）所主任、靖霖涉性犯罪研究与辩护部主任 李莉莎